发展型改革、治理型改革和包容性改革——发展进阶与制度保障

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 江小涓 导语： 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彰显出强大生命力和显著制度优越性，而改革开放正是推动其行稳致远的关键引擎。我国改革始终以促进发展为目标，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突出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确定不同阶段改革重点任务。回顾过去，我们先后推进发展型改革、治理型改革两类不同改革，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动能。展望未来，我国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纵深推进包容性改革，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筑牢坚实制度保障。 一 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继起与并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了系统部署。《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这是对改革重要性的历史定位：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伟大奇迹；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中改革重要性的凸显：不坚持深入推进改革就实现不了中国式现代化。以2013年为界，四十七年的改革历程可以大致分为发展型改革为主的阶段和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并重的阶段。 （一）发展型改革阶段：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由此，确定了改革的主线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84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这一改革阶段的正式启程。此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一步步推向深入，目标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发展型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这一阶段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一些主要指标显著增长。1979—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远超同期世界经济年均2.8%的增速。1978—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长至24565元，增长约70.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至7917元，增长约58.1倍；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至38668亿美元，增长约186.7倍。中国在2009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在全球的地位跃升，经济总量世界排名从1978年的第11位跃升至2010年的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之，在发展型改革阶段，中国经济实现总量、民生、开放度三个维度的巨大飞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 （二）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并重：新形势新要求 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治理”成为改革另一条重要主线。 从党中央要求和国家发展目标看，在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需要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效更匹配的治理能力。由此开始，我国的改革就有了发展型改革和治理型改革两条并重的主线。两条改革主线的一个重要差别，是发展型改革更加强调“破”，即破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释放经济活力；而治理性改革更加强调“立”，即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框架，增加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同时促进各方面事业全面发展。 两种改革并重，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和理念指引。发展型改革推进三十多年后，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如较大的收入差距、恶化的生态环境等。按照调整后的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08年我国农村扶贫对象规模为4007万人；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0.491，收入差距处于较高水平。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等领域矛盾凸显，形成突出的社会风险隐患。若不能妥善化解上述矛盾和风险，将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阻滞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 这一阶段的发展与治理实践，客观上要求发展型改革和治理型改革协同推进。推进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发展型改革和治理型改革有机结合：既要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又要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后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同样要求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双向发力、一体部署。 二 统筹发展与治理：核心问题、市场主体和基础制度 《决定》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