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于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新范式

作者： 郑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摘自： 《行政管理改革》2026年第3期 原题： 《“投资于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新范式——基于“投资家庭”的分析框架》 “物本位”与“人本位”投资： 人类文明演进趋势 “投资于物”，是工业革命历史坐标系中推动生产力变革的核心引擎。“投资于物”的资金资源投资逻辑来自“物质资本决定论”，其优势在发展初期显而易见。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表明，传统依靠基建和产业投资的“投资于物”的增长模式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挑战，有时还伴随着生态透支、分配失衡等问题。 当人类迈入数字时代，“人力资本决定论”开始盛行，甚至认为人力资本的价值正在改写经济增长公式，因为经济增长中归因于教育投资的比重日益显著。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第一部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宣布“人民是国家的真正财富”，并在教育、培训、技能、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健康、性别等各个领域推动人类发展。如果说对人的全面投资是对物的单一投资的补充，那么制定人类发展指数（HDI）就是对单一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体系的补充。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4%）、“超级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20%）之后，人力资本理论对“人类发展本质”的重新定义，不仅是经济策略，也是知识文明的价值选择。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已40多年，物质投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人的投资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物质投资的终极目的是人的投资，要回归人的价值，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前者是硬件载体，后者是软件赋能，物质投资与人的投资由此形成“镜像关系”，可实现“物本位”与“人本位”投资的协同发展，最终可释放最大效能。 所有对物的投资终将回归到对人的全面发展，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所产生的报酬终将转化为未来的生产力，这种“硬投入+软赋能”的复合投资模式是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能够破解对传统的资本积累单一模式的路径依赖，构建资金资源在“物本位”与“人本位”之间流向的平衡范式。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并非否定物质基础，而是重构两者的价值关联，重塑以人为本的投资生态，让“投资于人”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标识。 “投资于人”的战略使命： 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 当前，我国人口结构的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三重趋势性特征愈发显著。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发展更是迅速。纵观人类历史，还没有类似人口大国老龄化速度如此之快；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国家应对老龄化的现成经验可资借鉴。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长期任务。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到21世纪末，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将是一个基本国情。2025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4亿，预计到2050年将接近4亿，“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占20~64岁人口比例）从22.8%提高到约52.3%，“少儿抚养比”（0~1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比例）从2024年的23.0%降至2050年的约16.8%。 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叠加，将导致“总人口抚养比”从2024年的45.8%提高到2050年的约69.1%，即从2.18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非劳动年龄人口，跌至1.45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非劳动年龄人口。重要的是，到2050年，如果剔除15~22岁的在校就读学生，实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将大约为1∶1，即大约1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非劳动年龄人口。人口减少来得早也出乎很多专业机构的预料。联合国2017年版《世界人口展望》预测2050年我国人口规模为13.6亿，2019年版《世界人口展望》将其上调至14.0亿，2022年版又下调至13.1亿，2024年版再次下调至12.65亿，到2050年总和生育率将持续跌至1.18。 人口的结构特征和问题现状都是历史上相应年龄组人口数量特征的“历史回声”。例如，近年来出现的退休高峰是20世纪60年代生育高峰的“回声”，而近些年出现的出生率持续下降在未来10年、20年等不同时段形成的“历史回声”必将对社会基础设施、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经济发展依次产生“排浪式”影响。这就需要高度重视人口“回声效应”，增强决策的前瞻性。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重大部署，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发展新范式转变，指明了资金资源的流向。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是“一老一小”政策的指导原则，也是“投资于人”的主要着力点。“一老一小”政策关乎亿万家庭民生福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