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何以解忧”？

中部地区崛起是个区域经济学问题。它是在各区域经济发展中相互界定的，形成了相对于其他区域的本地区特色，以及因这一特色所产生的特定经济发展方式。 中部地区曾是我国传统农耕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又是中国现代工业经济萌发最早的地区，至今仍处于二元经济结构向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代表的一元化转变过程中，突出表现为相对于占全国25%的人口，中部六省GDP总量只有全国的20%左右。 在这个意义上，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既是中部发展的需要，更是防止中部塌陷的必然，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 特约撰稿： 曹远征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实践访问教授 两次“大变局” 中部地区除国内周边区域发展对其有影响外，更深刻的影响来自世界格局的变动。 在清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传统中国的塞防问题变成海防问题，而海防与塞防安全的交织，肇始了“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 湖北领风气之先，有了“汉冶萍”，武汉由此成为制度创新的中心，成就了武昌首义。 二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冷战格局。囿于当时的国际条件，中国只能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中东北、西北地区最为典型。 随着冷战的缓和、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暴露，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世界主题，中部地区又“春江水暖鸭先知”，安徽凤阳小岗村率先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通过农村工业化实现城市化的现代化道路，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当前，世界又一次来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取代以“世界是平的”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安全至上的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再次白热化。 八年前，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试图通过“脱钩断链”将自身的经济规模做得更大，让对方的经济规模变得更小 ，除了吸引产业回流美国外，还希望产业转移到离美国近一点的“近岸”或者美国盟友的“友岸”，以减小西方世界经济对中国的系统性依赖，亦即通过“去中国化”来实现“去风险化”。 这一全球性的产业布局调整，中部地区当然受到影响。 然而，八年来，尽管有一些企业和产业迁出中国、迁向海外，但并未全然迁到美国所预想的“近岸”和“友岸”，而是集中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据统计，随着中欧班列、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形式的快速发展， 2025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6.3%，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1.9%， 且还有增长趋势。同时，中东国家对华投资增长尤为明显，从而直接带动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中间品贸易的增速高达13%，不仅高于全国平均9.5%的增速，而且在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中占比已达58%。 中间品贸易是产业链内的贸易，其快速增长意味着以中国为基础的产业链正在“一带一路”上显著扩大和延伸。 为什么全球产业链重塑并未按美国所预期的方向进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 中国是联合国工业目录上产业最为齐全的国家，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完整工业体系。中国有二百多种工业产品位居全球产量第一，其中，百余种产品尤其是基础工业产品，比如钢铁、电解铝、石油化工等，具有压倒性优势。 而这些基础工业产品，对传统工业与高新产业而言都是必需品。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不仅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地理中枢，还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产业链中枢。 “丝绸之路经济带”因自然资源和能源丰富，成为这一产业链的上游；“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因劳动力充沛而加工产业密集，成为这条产业链的下游。 由此可见，正在进行的全球产业链调整是遵循经济学比较优势的原则展开的，而不是由地缘政治经济竞争的考量决定和主导的。 当下进行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不仅因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超大规模性而不受世界大变局的左右，反而因中国经济这一独特的竞争优势而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这还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一次，显示着中国经济崛起的世界意义。 更高更大的“两通起飞” 中国经济超大规模性带来的世界影响，要求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并实现稳定维持的局面，中国的对外开放由此从要素流动性开放走向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为代表的制度性开放，做强做大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随之凸显。 我国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部地区具有经济超大规模性的天然潜质，是实现内循环的关键地带。 经济的超大规模性，不仅在于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更在于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产业链之间节点连接所形成的供应链网络。 前者是指将上下游企业无缝镶嵌在一条产业链中，共创一套技术流程，共同摊薄同一产品成本，共享一个现金流，使规模效益越过“企业最佳边界”而持续延伸。 后者是指供应链网络的各节点可以相互耦合、相互迭代而具有“自组织、自生长”能力，从而可以持续创新，网络规模越大，节点越多，结构越复杂，创新成功的概率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