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积极主动解答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如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如何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课题，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居于诸多民生领域新课题的中心位置。 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强大引擎，是解决资源禀赋和配置效率制约的重要出路，是中国必须抢占的科技制高点。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具有双刃剑性质，既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可能造成对就业的冲击。人工智能表现出的自身技术特点，归根结底取决于研究开发所秉持的理念和导向。面对强化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冲击，应该通过引导人工智能对标预先规范，积极主动应对，消除其负面效果。这要求打造积极就业政策的升级版，强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完好地解答民生相关课题、破解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人工智能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形成智能向善、惠及民生的积极效果。 人工智能强化结构性就业矛盾 层出不穷、迅速迭代的大语言模型，已经在很多白领岗位上达到平均技能水平，对技能禀赋有所不足的群体，特别是仅具备入门技能的青年劳动者及遭遇数智鸿沟的大龄劳动者产生替代。随着人工智能的日新月异，其对就业的影响将会增强，具体来说将产生两种情形。一方面，人工智能模型在现有方向上向通用人工智能提升，人工智能模型掌握的技能将扩展到更多依托认知型技能的行业和岗位，冲击的对象从平均技能逐渐达到顶端技能，对白领职工的就业替代将是全面的。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赋能机器人、智能体将是下一个不可阻挡的突破性浪潮，大范围替代操作性工作即蓝领岗位也是大势所趋。 就业替代的核心是人工智能相对于人类劳动者具有技能优势，替代的路径则是随着人工智能能力的提升和拓宽，逐渐降低劳动者传统技能的竞争力。由于这个过程的特点在于新旧技能之间的不断消长，就业冲击本质上仍然是结构性就业矛盾表现，即技能或人力资本的供需平衡不断被打破，同时也不断实现再平衡的调整过程。既然人工智能对就业冲击的性质就是不断强化结构性就业矛盾，相应地，应对人工智能冲击与破解结构性矛盾，在政策方向和工具的选择上也具有很明显的一致性，可以预期产生异曲同工的效果。 鉴于人工智能造成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加强版具有持久化乃至不可逆转的性质，应对就业冲击的政策理念应该立意更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应的政策工具也应该是升级的版本。目前，人工智能的就业冲击效应看似尚未充分显现，其实已经悄无声息的发生，很可能在某个时点上突然显化。除非尽快、有效实施升级版的积极就业政策，形成与人工智能时代相适应的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否则人工智能的指数型进步和渗透难免造成指数级的数智鸿沟，指数型变化的颠覆性技术同相对稳定的现行政策框架及制度安排之间便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性。 对标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 防范和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应该先从技术源头着眼和入手，主动引导研究和开发方向，并根据所产生的效应不断进行修正。人工智能具有强大且日益增强的赋能能力，也意味着其实际运用可以被引导到不尽相同的方向、产生大相径庭的后果。在人工智能科学领域一直就有所谓“对齐”的说法，旨在以法律、社会规范、公众意图、智能向善等要求约束和引导技术发展与应用。因此，我们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与此相关的命题表达为人工智能对标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 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的对标，是贯彻落实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和题中应有之义。在坚持就业优先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就是要求引导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最大化创造新岗位，并赋能促进就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这种对标的结果应该表现为：模型的研发和应用更加聚焦增强劳动者能力，而较少替代劳动者岗位。例如，增强现实和具身智能相结合的技术路径，在性质和方向上最符合岗位创造的要求。在增强现实提高人们感觉能力的基础上，包括机器人在内的智能体可以在更多感知和动作方面增强劳动者能力，弥补特定方面技能的不足，使相对弱势的劳动者胜任更多的工作和任务；具身智能可通过使智能工具更聪明、导向更明确，与人类劳动产生更强的互补性和协同性，从而在诸多领域增加岗位，在宏观层面保持就业稳定。 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积极就业政策，既包括对既有的公共就业服务内容予以提质和升级，更精准聚焦现实中的制约因素，提高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和匹配度；也包括按照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要求，拓展公共就业服务的内涵和外延。这个拓展中最不可或缺且至为紧迫的方面，便是借助法律、规制和产业政策的权威性和奖惩机制，引导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对标积极就业政策，使最新技术融入就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