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财经研究的学理基础与现实逻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崛起，须建立在对世界的深度研究之上，真正理解自身所处的国际结构、面对的竞争对手以及可以深化合作的伙伴。 区域国别学 就是一门深入理解世界的大国之学。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将“全球南方财经”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加以系统推进，对于区域国别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既是学理逻辑所要求，也是现实格局变化所推动。从学理看，全球南方并非一个仅由现实政治推动出来的流行概念，而是深深嵌入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理解和分析之中的重大议题，只有从国际分工、资本运动、价值形成与分配、制度结构和技术变迁等维度出发，才能真正把握其内涵。从现实看，全球南方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全球北方也在同步发生变化，世界体系正处于深层演进过程中。理解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必须把“财经”作为观察和分析全球南方的核心维度，以政治经济学的方式重新认识南北关系、发展道路和全球治理。因此，“全球南方财经研究”不是对已有区域国别研究框架的简单补充，而是连接理论创新、战略判断、学科建设与现实实践的重要支点。它既回应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时代要求，也为理解未来世界经济与世界秩序的演变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理解全球南方的两条学术路径 “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同时具有政治定义与经济定义。从思想史脉络加以追溯，至少可以看到两条重要路径。 第一条路径来自国际政治与政治思想传统。研究者往往会回溯 葛兰西 关于“南方问题”的讨论，以及美国新左派在反越战运动背景下对“北方”支配秩序的批判。这一路径的核心，不在于具体文本是否直接讨论了今日意义上的“全球南方”，而在于其提炼出反殖民、反压迫、求发展的基本主题，并以新的话语形态将之理论化。 第二条路径则来自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不能孤立地理解“南方问题”，应将其置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演进的历史进程中，这构成了理解全球南方的重要思想前提。全球南方之所以成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概念，根本上不在于它描述了若干国家的地理集合，而在于它触及了一个关于世界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和国际权力关系的重大问题域。 ｜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理解和分析为指引 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理解始终是结构性的，而非孤立的、碎片化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展开的理论构想，尤其是“ 六册计划 ”中关于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安排已经清晰表明：资本主义不能仅从单一民族经济体来理解，而必须从世界发展的整体运动来把握。这一分析范式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世界是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性根植于国际分工，根植于资本的全球扩张本性，也根植于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全球性结构。因此，理解世界必须从资本运动、价值增殖、分工体系扩展以及技术进步等维度展开，而不能简单地就国别谈国别、就经济谈经济、就政治谈政治。 沿着这一思路发展，后来的 世界体系论 、“中心—外围”理论、依附理论与不发达理论，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延续并深化了这种结构分析传统。无论是 沃勒斯坦 、普雷维什，还是阿明、弗兰克，他们共同强调的一点是：不发达并不是落后国家内部单独发生的现象，而是嵌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结构性结果。由此可见，全球南方并非一个临时拼接的政治概念，而是有着深厚学理根基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内在关联的分析对象。因此，在“全球南方财经”的研究中，“财经”二字绝不能被狭义理解为财政、金融或一般经济事务，而应被理解为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世界经济结构、资本运动、价值分配以及制度演变等内容。只有在这一层面上，全球南方财经研究才真正具备理论穿透力。 ｜中国崛起提出的理论创新命题 之所以必须重新思考全球南方，还在于中国的崛起本身提出了新的理论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经济从相对落后的起点出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又在改革开放后深度融入世界市场，并最终实现全面崛起。这一过程本身就对既有理论构成了重大挑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其理论逻辑究竟是什么？这一形势下，世界经济体系理论究竟应当如何表述？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动的背景下，如何将当代中国关于高水平开放、新发展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传统结合起来，并进一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衔接，形成中国国际学科建设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不仅是学科建设问题，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论创新命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全球南方，并不是简单地研究“他者”，而是在新的世界结构中重新理解中国自身，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理解社会主义大国如何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实现发展、重塑规则并提供新的公共品。 ｜全球南方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今天的全球南方，已经不再是1960年代“七十七国集团”意义上的全球南方。其内涵、地位和运行逻辑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的全球南方，主要围绕独立、发展、反殖民、反压迫而展开，强调在国际政治中的集体发声与相